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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被重置关于国内网络现实

Thu, 10 Jul 2008 01:20:42 GMT

简介

“连接被重置”是一篇由大西洋月刊的James Fallows 撰写的关于中国网络审查的文章，我根据内容将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在译言发表。
中国的防火长城粗鲁、草率，而且非常容易被触发。当然，这也是它如此有效的原因。
这一部分通过描述部分外国人在中国遇到的情况，引出话题，并解释了现象背后的秘密。

“连接被重置”（上）：现象和实情

“连接被重置”（中）：原理和对策

“连接被重置”（下）：思考和展望

许多因奥运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将会使用互联网与家里联系，告诉家人自己的所见所闻，或者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

他们首先就会注意到中国的网速感觉较慢。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互联网拥挤，导致国内国际通讯受到同样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信号需要花费可观的时间穿越太平洋光缆，来回于中美之间的服务器；到欧洲的时间会更长，因为也要经过美国。而剩下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特别是当你浏览海外网站时。这就是外国人们知道的。

他们首先极有可能很惊讶，随后注意到中国的互联网似乎相当自由并不受控制。他们能寻找关于Tibet Independence或者8×8或者其他一些禁忌条目的信息吗？很有可能----而且他们能够进入一些有争议的网站。就算他们键入中文关键词“民主在中国”，也能得到结果。就连最有名的在中国受到限制的网站——维基百科，他们也能够访问。这些观光客自然会怀疑：我听说的“防火长城”跟中国对于互联网的禁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实上，奥运观光客的发现并非是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缺位，而是互联网审查的小花招——一种仅仅为他们准备的波将金式（注：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官至陆军元帅、俄军总指挥。波将金为了使女皇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不惜工本，在“圣上”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于是，波将金村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常用来嘲弄那些看上去崇高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东西。）的自由，而且仅仅是在他们待的那段时间里。根据我与中国两个科技组织的工程师们的对话显示，管理互联网审查的政府部门已经告诉他们要准备好为一些特定的IP地址解禁——一些网吧，饭店房间的端口以及会议中心等，奥运期间外国人有可能在此工作或停留的地方。（我不会透露任何与我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中国公民的任何信息，，因为他们承担着因为批评这套系统或者透露它的工作原理所带来的经济或法律风险。而且，我并没有向中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寻求他们的说法，因为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存在几乎在除了一些关于保障在线信息“纯净”的模糊声明以外，就几乎没有被公开讨论过。）

不管你怎么看，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的企图从来都是粗略、草率或者别有用心的。当美国的技术工作者写到这个审查体系时，总是倾向于强调它的种种限制。当中国公民谈论时——至少是跟我——他们倾向于强调它的强大。两种观点都是对的，这使得政府控制互联网的行为成为更大的控制人民日常生活的的企图的一部分。

令人失望的是，用“防火长城” 来描述中国政府的整个审查体系并不准确。中国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个防火墙——一个阻碍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与外界轻松联系的障碍物——但那只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审查体系的一部分。官方为这整个计划所起的名字是“金盾工程”，名义上是用来阻挡损害中国网民的黑客和其他不安全因素的。由于重复这个名词让我感到不适，我将使用“审查体系”来代表包括防火长城在内的整个战略。

在美国，互联网本来是设计来避免信息瓶颈的，这样任何信息都能够绕过任何临时的阻碍呈现在人们面前。在中国，互联网天生就内嵌信息瓶颈。即使是现在，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网络联系都是通过为数不多的3个国际光缆出口完成的：北部的环渤海地区，接驳通往日本的光缆；中部的上海，同样是接驳通往日本的光缆；南部的广州，接驳通往香港的光缆。（中国有一小部分地方通过又贵又慢的卫星方式连接网络。还有一些穿越中亚通往俄罗斯的光缆，但流量不大）在2006年末，由于地震损坏了台湾附近的主要海底光缆，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才意识到这些出口有多重要。几个月之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国际通讯才恢复到地震前的速度。

当局能够很容易就能够做到发达国家政府很难做到的事：从底层监视所有进出中国的网络流量。他们通过在国际出口处安装被称为“嗅探器”的装置监视进出中国的数据包。这个行为在表面上使用镜像来掩饰。“镜像”是用来描述正常的备份操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也是真实的，但是与此同时，小型镜像也被利用起来。数据通过光缆以脉冲的形式传播，由于需要经过出口网关，为数众多的小镜像将数据传送给一套独立的隶属于金盾工程的电脑集群。这就显现出这个词汇（金盾工程）的可怕之处了。在其他组成互联网的路由器和服务器（指大规模电脑集群必需的文件服务器）都在尽全力使数据封包到达它应该到的地方时，中国自己用于互联网审查的电脑却在检查这些数据，已确认这些数据是否违禁。

这些镜像路由器最初由美国科技公司——思科为中国当局设计并制造的，这也正是思科遭受人权组织如此非议的原因。思科总是对因当局监管需求定制相关设备的事实抵赖，声称它仅仅是把卖给其他任何人的设备卖给了中国当局。这个议题现在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全世界的公司都能生产同样功能的路由器，这其中包括中国自己的网络设备巨头——华为公司。接下来的功能细化主要在由中国自行研制的监视软件方面。许多这方面的专家都被认为来自军队的科技机构。通过对防火长城做反向研究，以期绕过防火长城的中国及外国工程师告诉我，官方的工作进行的越来越好。

P.S.：原文的Digg页面：Why Internet Censorship in China is So Incredibly Effective（上过Digg科技频道的首页，我就是这样找到的，看来不仅是我们自己关心）

電影：The Mist 迷雾　覺得算去年最棒的恐怖片

Tue, 25 Mar 2008 02:17:22 GMT

剧情简介

简体中文名: 迷雾
编剧: Frank Darabont / Stephen King（斯蒂芬·金）
导演: Frank Darabont
主演: Thomas Jane / Marcia Gay Harden / Laurie Holden / Andre Braugher / Chris Owen

上映年度: 2007
语言: 英语
官方网站: http://sumu.coldspell.fi/index2.htm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又名: 史蒂芬金之迷雾　　
漫天的迷雾弥散在一个小镇上，来的如此浓烈和突然，以至于人们都惊慌的四下躲避，艺术家David Drayton和社区里的人临时拥挤在超市内，关紧门窗，眼看着外面浓如烟尘的大雾，似乎内藏杀机，谁也不敢出去。他们在超市里等待着，等着迷雾会自己散去，但漫长的时间过去后雾却还是没有一点要推却的意思。终于有人不耐烦了，不顾大家的劝阻毅然要走进外面那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大家决定给他系上绳子，以便发生什么意外。恐怖的一幕如期而至，走入迷雾的人仿佛被什么东西所吞噬，带着绳索飞快的抽出超市的大门。这时，大家真正明白了危险的存在，虽然没有人亲眼见证——也没有人愿意去见识。一切都笼罩在不安与挣扎之中，外面未知的危险时刻让人们毛骨悚然，而失去耐心的人们也逐渐精神崩溃开始内讧，外忧内患之中可怜的是神志依旧清醒的人们。究竟最大的危险在迷雾之中，还是就潜伏在超市里……所有的一切都如同迷雾一般飘渺、虚幻。深入骨髓的对于未知的恐惧成为了影片领衔主演……

GOOLGE 的　网络视频广告

Thu, 20 Mar 2008 02:23:08 GMT

电影/书：《潜水钟与蝴蝶》　极至的写作　极至的沟通　极至的飞翔

Wed, 05 Mar 2008 15:15:20 GMT

简体中文名: 潜水钟与蝴蝶
导演: Julian Schnabel
主演: Mathieu Amalric / Emmanuelle Seigner / Marie-Josée Croze上映年度: 2007
官方网站: http://www.191dy.com/vod/movie/6132/
语言: 法语 /　英语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　美国
又名: 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 / 潜水衣与蝴蝶

在线阅读地址:http://www.fsyunyun.com/yunyunbook/481/

★2007戛纳大奖电影《潜水钟与蝴蝶》原著
　　★一个植物人用左眼皮“写”的书
　　★世界顶级时尚杂志——法国《ELLE》总编辑精彩谢幕
　　让—多米尼克·鲍比
　　1952年生，在巴黎求学。后任记者数年。
　　1991年，出任法国《ELLE》杂志总编辑。
　　1995年12月8日，突然脑中风。
　　1997年3月9日，去世。
　　我的肉体沉重如潜水钟，但内心渴望像蝴蝶般自由飞翔，本来想死的我，只能靠想象与回忆活下去
　　世界顶级时尚杂志——法国《ELLE》总编辑让—多米尼克?鲍比，1995年12月8日突发脑中风，陷入深度昏迷。20天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所有的运动功能，不能动，不能吃，不能说话，甚至不能呼吸，全身能动的只有左眼皮，这成为他联系世界的唯一通道。鲍比的身体就像被困在重重的潜水钟里，无法自主，无法动弹，但他的心灵如同轻盈的蝴蝶一样自由飞翔。
　　当友人念到某个需要的字母时，他眼皮眨一下，这样写下一个词、一句话，写下过去生活的回忆，写下当下生活的感受，写下关于活着、关于死亡、关于爱的思索，甚至写信给他所有的朋友……写下这本书。
　　1997年3月9日，本书法文版出版两天，鲍比去世。
　　读本书，只知道此书写作的经历——用左眼皮一下一下地选择需要的字母，然后拼成一个次，然后成为一个句子，一个个句子，成段，成章，成书……便足够。当身体仅仅剩下左眼皮还能眨动时，我们如何让生命依然丰满？
　　作者身已残疾，不久于人世，但是整日思考的，却不是自己的疾病，也不是自己的“未来”，而是冷静地思索着人来到这个世间所会遇到的一些大问题小问题——一些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问题，诸如爱情、信仰、慈悲、良知以及安乐死、福利社会等等，作者在自己的思索中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有忧虑，有嘲笑，有悲伤，有欢乐，还有愤怒，但是，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巨大的乐观与豁达，从而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
　　1997年1月，我们便知道了一个叫鲍比的男子，我们只是知道，这本他一生最后一本书——也是他唯一的一本书，是用他全部的生命写就了。3月7日，这本书法版问世。两天后，他离开了人间。我们遗憾：不能将中文版及时让人见面。6月，纽约英文版出版。7月，伦敦英文版出版。8月，德文版……全世界已经有几十个民族的人在阅读这本简短的文字。2007年，戛纳大奖公布，《潜水钟与蝴蝶》赫然在榜。

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之一　日本　金刚组（Kongo Gumi）

Mon, 03 Mar 2008 05:16:16 GMT

成立于：	578
城市：	日本大阪
第几代：	40
经营范围：	建筑施工
公司网址：	www.kongogumi.co.jp
家族介绍：	大约 1400 多年前，Shotoku 王子带领 Kongo家族成员从朝鲜来到日本修建了至今还存在的 Shitemnoiji 佛教寺庙。Kongo Gumi就此诞生。数个世纪以来，Kongo Gumi 参与了许多著名建筑物的建设施工，其中包括 16 世纪的 Osaka 城堡。时至今日，该家族还在建设和维修一些宗教寺庙并通过其大阪总部管理一般的承包工程。现任总裁是 Toshitaka Kongo。他的51 岁的儿子 Masakazu Kongo 将是他的继承人。

很強 Nokia的概念手机设计Morph

Sat, 01 Mar 2008 04:22:20 GMT

Nokia和Cambridge大学联合展示了一系列叫做Morph的手机概念设计。其展示了未来采用纳米技术和柔性材料的智能手机将具有柔软灵活和可塑等特性，即人们可以随意改变手机的形状样式，同时也具有透明和自我清洁等特性。 Morph采用了显示设备操控设备和通讯模块分离的设计，即那个小圆环为通讯模块，而可以自由弯曲，折叠的显示面板则根据改变后的形状对应不同的功能样式。即弯曲成回圆环后则可以像手表一样戴在后上，而也可以摊平来播放音乐，收发短信等等，而折叠起来后则变成了像普通智能手机一样的拨号面板样式。

纳米级别下的材料能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性，其应用有相当非凡和深远的意义。目前世界上最精确的纳米定位和测量设备能够达到10纳米的精度，有效的测量范围为25×25x5mm立方体。而从2002年起，我所在的学校德国TU-Ilmenau正在研发的纳米定位和测量机床支持最小到1.24-0.1的纳米精度，测量有效范围达到350×350x5-50mm，此课题预计2009年结束。届时下面这句便成为继制造MP3音乐格式之后，另一句将Ilmenau记入史则的话：”Der Weltstand auf dem Gebiet der Nanopositionier- und Nanomesstechnik wird von Ilmenau bestimmt.”

一个人的百年

Thu, 31 Jan 2008 05:59:20 GMT

博客主人：余虹

个人简介： blog: http://blog.voc.com.cn/sp1/yuhong

一个人的百年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解放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责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纲》贴了很多马列的标签，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石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诚信奉的，她并没有违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确贯穿了对马列原理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种指责也挑明了某种无法选择的命运。石璞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才能未能完全发挥，原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的。比如在我的《欧美文学史》中，有些艺术性高的作家、作品没有写，或评价少，或不够客观。当时只能那样写，比较多地强调艺术性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就不能多讲，不敢多讲，不然就会被说成宣传封资修、宣传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搞和平演变，那就担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扬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2007/7

十亿消费者

Wed, 30 Jan 2008 16:00:20 GMT

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界第一线的经验
作者：James McGregor 翻译：白痴年代

全文链结

http://www.yeeyan.com/category/BillionCustomers/translations?show=10&page=2

前言

　　这原本是从北京飞往沿海城市福州的一次常规飞行。航空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国有公司，飞机也是新进口的。但乘务组兴奋有余、专业不足，让我觉得这次飞行一点儿也不常规。服务员们在前排嘻笑打闹，急急忙忙地收拢要带回家的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多出来的航空餐当中最好的东西。驾驶员舱门在整个飞行期间一直都开着。飞行师会走出来在前排打个小盹。

　　终于要降落了。脚下郁郁葱葱的绿色大地和星罗密布的农舍和猪圈，离我们越来越近。飞机开始转向，对准正在迅速接近的跑道，两名空乘站在正副飞行员的身后，准备如同冲浪一般把飞机降落到跑道上。突然，当我们距离布满了橡胶轮胎擦痕的跑道不足50英尺的时候，飞行员猛地一把把操纵杆推了上去。引擎尖叫起来，飞机急速爬升。有意思的是，两名空乘都没有载跟头，但她们都踉踉跄跄的回到了座位上，一脸惊恐。飞机升上去，盘旋，再次对准跑道。这次我听到了起落架放下时发出的独特的吱吱声，并感到轮子阻挡气流时的震动。而前一次降落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这就是我们突然掉头的原因了。

　　当我进入航站楼的时候，我在想选择坐火车的人可太明智了。这时我看到墙上的宣传海报，从那一刻起，那幅海报就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它是对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的最好阐述，海报上写道：努力实现正常飞行。这正是中国一切努力的重点所在：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其国民可以尽情享受他们的财富和快乐，而不必再受政治权力斗争之苦。就像我们的新手空乘们一样，中国在过去的25年中，经历了反复的挫折和腾飞，通过不断的尝试和犯错的改革历程，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降落还算顺利。

　　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能忽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增长的地位。这个国家要养活13亿人口，其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超过北美和西欧加在一起的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为5000美元，而且每年还在不断提高。它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中国消耗了全球25%的铁、30%的水泥，还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用品市场。外国公司纷至沓来，亦卖亦买。每天签订的外国对华投资平均金额为4.2亿美元。

　　从1978年起，邓小平总理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包括利用外国公司和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它拥有技术复杂的制造工厂，还拥有精力充沛的、聪明的低成本劳动力。但是中国仅允许外国人按照它的条件进来，而这些条件又往往晦涩难懂、相互矛盾、令人困惑。在太多的情况下，法律只有在对中国有利的时候才成为法律。谈判无穷无尽，而最终达成的协议可以立刻就被摈弃。腐败经常成为加快经济车轮的润滑油。在中国，商业往往是在重重帷幕之后、种种密谋之中的交易，至今未变。外国公司自然会担心其中国合作伙伴、客户或供应商会窃取他们的技术、商业机密或直接就从他们口袋里偷钱。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以及其它民主国家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使得政治成为商业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希望将国内公司转变为全球领先企业，每天都有更多的国际化运作方式被引进中国。但是我依然看到，众多的西方管理者充满信心、飘飘然地来到中国，结果却被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中国政府或中国合作伙伴碾倒，要么就是陷入不切实际的预期、急躁和缺乏常识中去。中国的商界变革越多，它就越保持不变。作为一名记者，我游历了整个国家，能够坐在前排亲眼看到这一历史大剧的上演。作为一名商人，我曾参与多次权力游戏、复杂谈判和政治阴谋，它们都是这个国家商业中的惯例。

　　本书是想向诸位展示 ——而非阐述——在中国经商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没有简单的公式或魔法咒语。只有通过展示那些异常复杂的细节：交易如何达成或破裂；人们如何看待、对待彼此；政治和偏见如何影响预期和结果，我才能够让你了解那些微妙之处，而正是这些微妙之处才使得中国给外国老板们既带来挫折也带来回报。每一章的开始都有简单的人物和背景介绍。接下来在总体概要部分，我将人物和背景放置到适当的场景中。然后整个故事通过平铺直叙展开。最后一部分标题为“这对你意味着什么”，我将解释这一章中发生的事情将如何影响你在中国的经商之路。最后，我希望通过简洁的语言，模仿毛泽东红宝书的形式来总结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咬文嚼字的人可能会挑书名的毛病：中国现在的人口是13亿。但重要的是“十亿”这个数量级，它代表着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大片市场，无数等待着加入消费洪流的中国人，先行者对赚个盆满钵满的梦想，以及数个世纪以来烙印在外国商人和贸易者脑海中的遍地黄金的宣传和希望。我还希望借此书名向另一位亦是从新闻记者转变成商人的美国同行表示敬意，他就是在上海居住了26年的Carl Crow，Crow在1937年写了《四万万消费者》(400 Million Customers)一书，记叙了关于中国人和在中国作生意的精彩故事和深刻见解，书中的很多内容到今天都是正确的。Crow对中国发自内心深处地尊敬和赞赏，如他所道：“有趣的、恼人的、费解的，以及总是那么可爱的中国人”。我亦有同感。我写本书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和Crow一样，让读者了解那些跨越时间的对在中国做生意的见解和常识，中国人骨子里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书中包括了来自学术界的观点、第一手的经验、生动的叙述，以及轻松的幽默，力图将读者真正带入到中国的商业界中去。

　　祝您旅途愉快。

James McGregor

2005年于北京

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Sat, 15 Dec 2007 16:06:41 GMT

博客主人： 余虹

个人简介： blog: http://blog.voc.com.cn/sp1/yuhong

1 一个人的百年
>>2 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3 命运七七
4 我与中国
 5 革命审美解构
 6 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位凶手开枪打死了32个人，凶手本人也饮弹自尽。刚听到这一消息时有些震动，毕竟死了那么多人，但震动很快过去了，因为这种事听多了见多了；当风闻凶手是中国人时有些不安，毕竟自己是中国人，仿佛自己也脱不了干系，但不安很快消失了，因不久便有更正，凶手不是中国人；再听说美国人在悼念活动中连凶手一起悼念我惊讶了，这惊讶久久不能平息。

一天在去波士顿大学的途中一位同行的中国留学生对我讲了事发第二天晚上他们社区的守夜祈祷。她告诉我在守夜仪式上他们点了33根蜡烛，为33个生命祈祷，这让我惊讶。她向我转述了守夜仪式上人们的悲伤以及它们的言谈，其中一位牧师的话让我惊讶。这位牧师看着33根蜡烛说：“这里的每一根蜡烛都象征着一个生命，它们现在都很平静，我相信他们都在上帝那里得到了安息。当那位凶手在开枪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灵魂在地狱里，而此刻，我相信上帝也和他的灵魂在一起，他也是一个受伤的灵魂”。之后我又看了一些相关报道，这些报道继续让我惊讶。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中午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次日，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半圆的石灰岩悼念碑是33块，其中一块碑上写着“2007年4月16日赵承熙”。赵承熙的悼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和蜡烛，还有一些人留下的纸条。其中有两个纸条这样写着：“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赵，你大大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勇气与关爱。你已伤了我们的心，但你并未伤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变得比从前更坚强更骄傲。我从未如此因身为弗吉尼亚理工学生而感到骄傲。最后，爱，是永远流传的。艾琳”。

后来，我在网上和报上发现，不只是我一个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做法感到惊讶和意外，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就在我听到那位波士顿大学中国留学生对守夜仪式的转述之后，我便打电话问了国内的几位研究生和朋友。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要为这次事件举行一个悼念仪式，我们会烧几柱香？”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32柱。当我告诉他们美国人的做法时，他们也惊讶了。于是，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让我久久不能平静：“33”这个数字为什么让我们惊讶？为什么我们只想到“32”而想不到“33”？那让我们惊讶和意外的“33”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33”的地方缺少什么？为什么我们只有“32”的悲伤经验，而没有“33”的悲伤经验？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我们的悲伤经验中没有凶手的位置？为什么凶手理应是愤恨的对象，而非悲伤的对象？

悲伤的经验起于爱，我们因爱被害者而悲伤，当悲伤将凶手包含在其中时，爱同样给予了凶手。我们所惊讶并陌生的就是这种爱：对凶手何以不恨而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我们至少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反应：第一种是为受害者悲伤，憎恨凶手，这是最为通常的悲伤经验，它的前提是善恶区分，特点是爱憎分明；第二种反应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这里没有悲伤只有快乐，没有爱只有恨，它的前提是敌我区分；第三种反应是既为受害者悲伤也为凶手悲伤，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或者说生命的价值高于一般的善恶敌我区分的价值。我们熟悉第一、第二种，而惊讶陌生于第三种。那第三种感受与反应中就有我们不熟悉的爱。于是我想问：我们熟悉的爱是什么？它与我们不熟悉的爱有什么不同？我们熟悉的爱乃有分别的世俗之爱，不熟悉的爱乃无分别的神圣之爱。

一般来说，世俗之爱主要有两种形式：1、以亲疏敌我区分为基础的爱；2、以善恶是非区分为基础的爱。第一种爱是最原始本能的爱，是本能的自我之爱或自爱，它的基础是利害关系，即对我有利者爱，对我无利者不爱，对我有害者恨；对我有大利者大爱，对我有小利者小爱；对我有小害者小恨，对我有大害者大恨。由于血缘关系是最原始本能的利害关系，所以血缘上的亲疏远近决定了爱的等差或爱与不爱，而当亲疏关系恶化为敌我关系时，等差之爱便转换成了恨与爱的对立。通常的自私自利、狭隘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中深藏的就是这种爱，而所谓阶级斗争中也活跃着这种爱。在这种爱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对他国、他族、他乡、他人、别的阶级的疏离、冷漠、甚至仇恨。这种爱是我们最熟悉的爱，也是我们习以为常而在无意识中践行的爱。在那种因受害者是敌人而幸灾乐祸的感受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爱的极端样式。第二种爱是文明程度很高的爱，它的根据是社会正义和道德善恶，即对义者爱，对不义者不爱，对大不义者恨；对善者爱，对小恶者不爱，对大恶者恨。这种爱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为受害者悲伤而怨恨凶手的悲伤经验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爱，在狭隘的道德主义情感和律法主义情感中我们看到的也是这种爱。

显然，让我们惊讶的爱是另一种爱。这种爱超越了所有世俗之爱的偏爱与选择，它不以亲疏敌我，义与不义、善恶是非的区分为前提和条件，它爱人如己，爱义人也爱不义的人，爱善人也爱恶人，“33”这个数字就是这种爱的见证。这种爱只有爱而没有恨，那是一种来自基督启示并在长期的信仰实践中培育起来的神圣之爱。

一种“爱敌人”、“爱恶人”的爱的确让我们惊讶，一种“与恨彻底割断了牵连”的爱的确让我们意外。尽管在我们的传统中也有宽恕、大度、以德报冤、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德，但却是一些太过脆弱的美德，它不仅缺乏强大的文化观念支持和信仰实践的支撑，更是在以牙还牙、爱憎分明的腥风血雨中不堪一击。

“恨”是一种原始的非理性情结，也是一种传统的道德理性情结，它们都寄生于世俗之爱。爱亲友与恨敌人二位一体，于是有“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同志的残忍”之论；爱善人与恨恶人一体不可分，于是有“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之说。有爱就有恨，仿佛天经地义，亘古不移。然而，十字架上的真理却见证了另一种爱，一种与恨分离的爱。耶稣说：“爱你们的敌人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天父的光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天父的雨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耶稣一生的讲道与践行都在向人们启示这种无条件、无分别、化恨为爱的爱。这种爱经过两千多年的基督信仰传播，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并铸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和实践态度，于是才有了“33”那个令我们惊讶的数字。

一种化恨为爱的爱不是一种与社会正义冲突的爱，不是一种不要社会正义的爱，而是一种在正义的要求与实施中将爱贯彻到底的爱。一个有圣爱情怀的人也会主张惩罚凶手，因为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这是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但他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这种惩罚，而是在惩罚中有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怜悯，他会因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而痛惜，他会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这种爱对己是一种悲剧性的告诫，因为自己也可能犯罪；对罪犯是一种同情式的惋惜，它会撼动罪犯内心那顽固的恨。与之相反，如果我们把惩罚罪犯的正义要求变成对他的深仇大恨，把对罪犯的惩罚变成一种泻恨的方式，恨就不仅会中断我们对自己可能犯罪的警醒，还会强化我们由正义要求而滋生的恨。至于对罪犯，这种恨会让他更为凄凉地走上不归路，并与自己的恨纠缠不清。

其实无论是民众对凶手的恨，还是凶手对被害者的恨，都可能是一种出于正义要求的恨。赵承熙杀人的直接心理意向是恨。在遗书中他说：“你们要什么有什么。光有宾士轿车还不够，你们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有了金项炼还嫌不够，有了伏特加酒和干邑白兰地酒还嫌不够，你们放浪形骸还嫌不够。”在录像带上他充满怨恨地说：“你们原本有1000亿个机会可以避免今天这种下场，却把我逼到墙角，让我只剩下一个选择，这是你们自己决定的。”显然赵承熙的恨出于他对社会公义和道德之善的坚持，这种恨的积累使他失去了以恰当的态度来对待不公与不善的理性，最后致使他疯狂地走向犯罪，并将这种犯罪看作是伸张正义的壮举，为此他才说：“我死得像耶稣基督一样悲壮，得以启发后世的弱者和弱势族群。”赵承熙的凶杀让我想起了三年前杀死四位同学的马加爵。在执行死刑前记者问他：“你是想通过杀人发泄什么？”马加爵回答：“恨，反正那段时间真的是很恨他们。┅┅他们不光说我打牌作弊，而且说我平时为人怎么怎么样。他们说的与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自己很不同，我恨他们。”记者又问：“有没有想过去和他们谈谈，交换一下看法呢？” 马加爵回答：“没想过，不可能的，当时只想到恨。┅┅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恨。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至于后果是什么，没去想。”[1]在遗书中他说：“我决定给那些歧视穷苦人、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我决定给那些无情践踏、残忍蹂躏穷苦人人格尊严的人一个教训。”显然，马加爵的恨也有道德正义的理由：人格尊严不容侵犯，他也把杀人看作伸张正义的方式。

恨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非理性激情，不管它来自何处，都可能导致罪，尤其是来自正义要求的恨。历史上形形色色以“正义之剑”杀人的罪实在是太多了，马、赵只不过是其中的小巫而已。以伸张正义之名而产生的恨可能导致十分邪恶的罪，于是，爱的问题最终将我们引向恨的难题。恨是一种非常隐蔽而顽固的罪恶之因，尤其是在正义的名义之下，因此，重要的不是道德上的是非，而是心理上的爱恨。也许，如何消除恨？才是杜绝罪恶的首要问题。显然，只有爱可以否定恨并战胜恨，而恨不仅不能否定恨和战胜恨，还是滋生恨的土壤，所谓“因恨生恨”。世俗的爱恨情仇之所以轮回不已，其主要根源就是它们之间割不断的纠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在这种爱恨情仇中轮回吗？

与33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被枪决后的骨灰至今还孤独清冷地在那里没人收留，包括他的父母。马加爵的父亲说：“骨灰我们不要了，就当我们没有这个儿子，让一切都过去吧！”马父真的不想要儿子的骨灰吗？马加爵所在村子的村主任马建伦对三年后来采访马家的记者说：“马建夫一家老实本份，善良处世，但马加爵这个事天下皆知，让全家背上恶名，再把骨灰弄回来，他们怕再被人指脊梁骨啊！”[2]不单有普通人指脊梁骨，还有社会机构的歧视，甚至执行死刑也不通知家属。种种不光彩的压力都让这个父亲难以坦然地处理儿子的后事，以至于马加爵的姐姐在听到弟弟被枪决后绝望地恳求社会和人们：“我们会接受事实，但却有一个请求：请善待我们！”

与马加爵家人的不幸遭遇相比，赵承熙的家人就幸运多了。因为在美国社会的大多数公众眼里，他们也是受害者，甚至是更大的受害者。当赵的姐姐代表家人公开道歉后，马上有人在网上回帖说：“这不是你或你家人的错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波士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和一位美国教授谈起这次凶杀事件，脱口而出说这次凶杀让32个家庭失去了亲人，这个教授马上纠正她说：“不，是33个家庭失去了亲人”。对凶手及其家人的宽容，在美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1991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5名教师和同学，最后自尽。事后第3天，受害人之一的副校长安妮女士的三位兄弟就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公开信，信上说：“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一个经过了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共同以爱来承担罪恶与不幸的社会，是一个化解仇恨的社会，那里的人有福了；一个没有经过神圣之爱洗礼的社会，是一个爱恨情仇轮回不已的社会，在此人们不仅世世代代饱尝了世态之炎凉和仇恨的苦果，也混混噩噩地参与了这种炎凉与仇恨的铸造。唉，十九世纪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句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既不了知痛苦

亦不懂得爱

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

还深深地藏匿。

这，还是中国人的历史命运吗？什么时候那陌生的爱才会进入我们的灵魂？才会成为中断爱恨情仇轮回的力量？　

2007/5于波士顿

[1]崔丽：《刑前对话马加爵：没有理想，是我人生最大失败》新华网（2004-06-18 07:22:46）来源：《中国青年报》

[2]袁名清，郑辉：《马加爵骨灰仍在殡仪馆家人放弃领取》，2007年04月27日《潇湘晨报》。

命运七七

Sat, 15 Dec 2007 15:22:43 GMT

博客主人： 余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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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人的百年
2 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3 命运七七
4 我与中国
 5 革命审美解构
 6 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

1977年，一个政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有幸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很小的时候，我上学的权利就被剥夺了。1970年，经过三年武斗的停课闹革命后，四川大巴山里的一个小镇复课闹革命了。小镇上所有的同学都回到了学校，而我却被学校拒之门外，理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父母有政治问题，儿女就没有权利上学。这是什么逻辑？当时我想不通，至今也没有想通。

叫人想不通的逻辑迫使我投亲靠友浪迹到湖北求学。在那里我拼命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了团，做了团支部书记，还上了高中。我很清楚，像我这样的政治贱民上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早就放弃了这一奢望。高中毕业后老老实实下乡，老老实实改造，老老实实地望着县城的烟囱，梦想去那里当一名工人。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有资格考大学了，但初选政审时又落选了。此间县淀粉厂来我们知青点招工，按当时的政策，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才可以招工，而我们点上只有我具备这一资格，心想天无绝人之路，上不了大学当个工人也可以。但公社某权力人士指示招工人员将这个指标给另一位下乡不到两年的知青，理由仍然是我的父母有政治问题。父母有政治问题就可以将他们的儿女逼上绝路，不管他们自己怎样努力，这是什么天理呀？正当我身临绝境之时，老天发了慈悲。1978年春扩大招生的政策对我这样的“牛鬼蛇神”（年纪大的、政治上有问题的考生）网开一面，我被收罗进了大学，于是，我成了77级的一员。

像所有77级的大学生一样，政策神奇地改变了命运，也许政策就是命运。我不仅上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成了体面的大学教授，这是我在1977年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像大多数77级的大学生一样我由衷地感谢那个伟大的政策和制定政策的人，也像大多数77级的大学生一样拼命地学习和工作以回报自己的幸运。“77级”作为一种光荣与幸运的标志在很长一段时期笼罩了我的内心，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梦。自77年的幸运以来，我常常梦到在中学和在农村当知青的情形，梦回那渴望上学与招工而又恐惧政审的日子，那是个永远被政审着、永远也没有上学与招工希望的日子。就这样“我”被“77级”这个符号一分为二了：一个“不幸的我”，一个“幸运的我”；一个恐惧不安的我，一个侥幸得福的我。侥幸得福的我对我之所得充满感谢，恐惧不安的我对我之所得心存疑虑。前者在白天给我阳光，后者在夜晚给我黑暗；前者让我感到命运发生了改变，后者提醒我命运一如暨往。如此双重的生存感使我对“1977”或“77级”怀有非常复杂的感受与体悟。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市面上正热演印度电影《流浪者》。当我看到银幕上的拉兹在教室里苦苦哀求老师让他上学而被拒绝时，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一个劲地往下流。在拉兹那里我看到了自己，只不过拉兹被拒绝上学是因为他偷过东西，而我是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不管因为什么，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谁可以找个理由剥夺一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长，我慢慢知道了“自然权利”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学的权利不就是自然权利吗？即那种无条件的不能因任何理由而被剥夺的权利。

1977年恢复高考让一代人成了幸运儿，这一代人的感激之情是油然而生的。但在感恩之余我们是否更冷静地反省过自己的命运？恢复高考和取消高考是什么关系？“高考”是什么意思？除了很多别的意思外，高考显然是落实每个人受教育的自然权利的一种历史方式，具体而言，是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历史条件下维护每个人公平竞争上大学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因取消高考而被剥夺，又因恢复高考而被恩赐。在此，重要的不是“取消”和“恢复”这种具体的历史形式，而是“剥夺”和“恩赐”的权力机制。换句话说，由高考所指的受教育的自然权利是由某个绝对权力来定生死的，这乃是“77级”这一历史事件最为隐秘的意义。

被剥夺的权利与被恩赐的权利是同一个权利，凭此权利而生存的人被同一命运所左右。从表面上看，当权利被剥夺时你是不幸的，当权利被恩赐时你是幸运的，但从根本上看，你在剥夺与恩赐的轮回之中。今天你被恩赐，明天你就可能被剥夺；你这一代人可能被恩赐，下一代人则可能被剥夺。一旦人的自然权利成为绝对权力的掌中之物，你的权利就是一个假象。也许我们在得失之中的不安与恐惧就置根于此？也许那不绝如缕的噩梦警示着白天所遗忘的真实？

可悲的是，我们习惯了记住恩赐而遗忘剥夺，更难以在历史的轮回中体会命运的秘密。本来，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容不得任何权力的剥夺，也无须任何权力的恩赐，但人类的历史大多是权利被权力剥夺与恩赐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野蛮史。从根本上看，人类的文明史乃是摆脱野蛮的历史，即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的历史。可悲的是，这一历史的发生是如此的艰难。

说到底，自然权利得不到超个人与超集团的体制性保障，而需要权力个人与权力集团的恩赐，这是任何一个野蛮民族的命运。“77级”是这一命运的突出症候吗？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改变这一命运的希望吗？一种由权力恩赐的权利随时都可能被权力收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消除不了的恐惧吗？何时我们才有不可收回与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也许，命运的真正转机不在剥夺与恩赐轮回转换的瞬间，而在自然权利不被绝对权力任意剥夺和恩赐的时刻。这一时刻有赖于一种意识的觉醒，即不再沉迷于被剥夺的哀怨与被恩赐的庆幸，不再将剥夺看作不幸而将恩赐看作幸运（恩赐的庆幸往往掩盖着剥夺的不幸）。事实上，剥夺与恩赐都是同一命运的表现形式，而反省到自然权利的不可剥夺性与不可恩赐性才是改变命运的契机。为此，我们说只有当人们从对权力恩赐的感恩戴德中摆脱出来而时刻警惕权力对权利的剥夺时，只有当人们意识到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是自己的天然责任而不是等待权力的施舍与恩赐时，只有当人们找到了一种有效地确立与保护自然权利的现实方式而抛弃权力膜拜时，命运的转变才真正到来。

古希腊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在他那个有名的命运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借歌队之口在剧终时说：“忒拜本邦的居民啊，请看，这就是俄狄浦斯，他道破了那个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哪一位公民不曾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他的好运？他现在却落到了可怕的灾难的波浪中了！因此，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

要说77级的幸与不幸，为时还早吗？

（2007）

我与中国

Fri, 14 Dec 2007 15:35:43 GMT

博客主人： 余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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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个人的百年
2 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3 命运七七
>>4 我与中国
5 革命审美解构
 6 虚无主义——我们的深渊与命运？

近日浙江工商大学举办了一次题为“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学术研讨会，该会的议题意味深长，它以简洁明了的方式点明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焦虑与理想。近年来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理论原创的冲动也越来越强。但何为“中国问题”？何为“理论原创”？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却是一些看似明白实则晦暗的问题。在此次会议上，我谈到三点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中国问题在什么关系中询问？

我以为询问中国问题的关系域至少有四：1、中国与太空关系中的中国问题；2、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问题；3、中国与别国关系中的中国问题；4、中国与我（个体中国人）关系中的中国问题。近年来王岳川先生多次从中国与太空的关系立论谈及“中国文化身份”的问题，这代表着第一种思路。而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别国的关系入手讨论中国问题者（比如全球化与地方性、中国身份、文化战略、文化输出、文化殖民、流散文化等等）则是近年来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与时尚（也是本次会议的热点），这显然是第二、三种思路。令人惊异的是第四种思路几乎阙如。这是怎么回事？它意味着什么？

是“中国与我”的关系不重要吗？显然不是。那为何思想在此一关系域里沉默呢？如此之沉默意味着什么？在中国与太空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别国的关系中思考中国问题固然必要，但如此之思想主流与时尚是否掩盖着某种逃避？是在逃避思想者（作为一个中国人）与切已之生活世界（中国）的思性关系吗？是在逃避那不愿或不敢正视的“我”与“中国”的问题吗？

思考中国问题的问题域空缺“我与中国”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来自“我与中国”关系的中国问题。因为不管多么热闹地讨论中国与太空关系中的中国或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中国，那个中国离“我”都非常遥远而飘渺，因为“我”是“中国”的肉体与灵魂，没有“我”在的中国，“中国”只是一个空壳。其实，逃避“我与中国”的关系，仅在几乎与我无关的领域中讨论中国问题不但是一种当代现象，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古代文人操心“天下”大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操心呢？那是就“民与天下”的关系而操心。“民”不是“我”，那里无“我”，更无与我相关的“天下”。中国与作为个体的我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中国对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几乎是文人们不思考的问题。第一个明确思考这个问题的是鲁迅，他让狂人在满纸仁义道德的字缝中看出两个字：“吃人”，那个被吃的人就是“我”。此外，鲁迅还让看出这两个字的“我”惊异，这惊异的神情显露出一种意识，即首次意识到我有拒绝被吃的天然权利。可惜的是，鲁迅式的思考很快夭折，被吃的我又沉默了，思想又逃逸到太空与世界中去了。

二、我与中国之间发生了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我”与“中国”发生着某种非此不可的关系。我生活在中国，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鲁迅所说的那个“吃人”的地方吗？我与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细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个体中国人）与中国这个地方发生的关系几乎全然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我只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建构和改造它的权利与现实可能。

“中国”是中国人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就其基本结构而言，中国主要是由五大空间构成的生活世界，即政治空间、道德空间、信仰空间、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考察我与这五大空间的关系，便可看出“我与中国”的基本关系。

就我与政治中国的关系而言，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人个体的政治权利从来就没有在国家体制的框架内真正建立起来，即使是天子皇帝也没有纯个体的、非身份（血统）的政治权利，因此，一旦建立在他的血统与武力基础上的权力消失，他便成为什么也不是的东西。在单纯的“权力政治”中，个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人”，后者是有政治参与权利和政治自卫权利的人，即具有政治自由权利的人。因此，只有当国家成为一个自由的“权利政治”空间时，个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的人”就出现于希腊民主政治而消失于罗马专制政治）。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政治中国作为单纯的权力政治空间在剥夺了个体的政治权利的同时也切断了个体对它的真切依恋与操心，政治问题成了“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以天下为已任”的“天下”只要求匹夫担当关心它的责任，而从来没有给匹夫真正介入它的权利；至于匹夫也只知道铁肩担道义而不知道他有质疑天道的权利。

再看我与道德中国的关系。在今天，国人愈来愈感到过一种善意的、道德的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种传统信念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受到了致命的挑战。在传统中国，不管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多么虚伪和脆弱，那庇护多少还有，而在今天，这种庇护基本上被一扫而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应该是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者或道德秩序的现实维护者，一旦国家失去这种职能，甚至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的象征，它与国民的道德关联就会疏远并恶化。

个体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紧张历来就在，但如何在现代条件下解决好这一问题，现代国家如何为个体信仰的自由提供制度性的保障仍然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难题。至于个体命运与经济改革的残酷冲突有目共睹，如何将发展的硬道理变成发展的科学而保护弱势个体，也是令人头疼而非一说而就的事情。而文化中国在几经劫难后，已满目虚无，人们在失去价值归依与意义指向后不知何往。当代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郁闷”，该词最为准确地表达了“我与中国”的关系。郁闷是一种压抑而又难以发泄与倾诉的情绪，一种理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显然是国人当代生存晦暗昏茫的症候。

三、我与中国之间的问题何在？

郁闷的情绪掩盖着厌恶、恐惧、愤怒与无奈，它导致与郁闷之源的疏远和逃离。在有关中国问题的太空关注、世界关注和国际关注中，我们也可辨认出如此这般的逃离，即对“我与中国”关系的逃离，以及对来自这一关系的“中国问题”的逃离。

所谓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依我之见，不是花样翻新地寻找什么奇思异想和横空出世的概念术语，而是面对“我与中国”之现实关系的勇气与驻足于郁闷中的决心；不是在相关到太空、全球的“宏大中国经验”中沉溺于不关自身痛痒的高谈阔论，而是要在我与中国之“切身的小经验”中进入中国问题的理论疼痛与难产。在“小经验”与“大问题”之间建立理论原创的基本关联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摆脱传统文人习气的根本任务，非此，无论是中国问题还是理论原创都还是文人的闲谈。往深里说，相对于当代现实和个体的生存郁闷，任何蹈空高远的理论都有一种罪责。阿伦特在谈及黑暗时代的思想时认为理论的责任在于照亮黑暗，尤其是照亮那掩盖在寻常之光亮所照亮的事物背后的黑暗，因为公开人们的生存状态乃是改善这一状态的必要前提。所谓郁闷，乃是国人对切己之生存状态茫然不明的情绪反应，在此即有白夜般的晦暗。我理解的中国学者之理论原创必须面对这一晦暗并照亮这一晦暗。

为此，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基本关联不在思者或学者的己外而在己内，即在“我”的郁闷之中，或在切己的现实关联之中。由此发问和入思，我们迎面便碰到了政治中国中我的政治权利问题、道德中国中我的道德实践的现实庇护问题、信仰中国中的个体信仰的体制保障问题、经济中国中我的经济利益如何正当获取并守护的问题、文化中国中我的文化教养与文化虚无缘何而来的问题┅┅。一旦进入“我与中国”的关系域，中国问题才有了它的肉体、灵魂、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理论原创也才由太空人和世界人的冲动返回中国人的现实郁闷。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在中国与太空、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别的国家关系中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性，而是说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取代中国与我的关系中的中国问题，并强调后者在所有中国问题中的优先性。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学者都逃离我与中国的关系而从事“我”不在场的理论游戏或宏论天下中，恰恰显露了中国与我的关系的严峻性和相关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生活在切肤之中国，而“我”却好谈与我关系遥远的那个中国，这个“我”怎么啦？这个“中国”怎么啦？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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