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家园 @ 自由的家 # 自由的 % 自由 & 自 *

简介

“连接被重置”是一篇由大西洋月刊的James  Fallows  撰写的关于中国网络审查的文章，我根据内容将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在译言发表。
中国的防火长城粗鲁、草率，而且非常容易被触发。当然，这也是它如此有效的原因。
这一部分通过描述部分外国人在中国遇到的情况，引出话题，并解释了现象背后的秘密。

“连接被重置”（上）：现象和实情

“连接被重置”（中）：原理和对策

“连接被重置”（下）：思考和展望

许多因奥运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将会使用互联网与家里联系，告诉家人自己的所见所闻，或者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

他们首先就会注意到中国的网速感觉较慢。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互联网拥挤，导致国内国际通讯受到同样的影响。另一部分原因是信号需要花费可观的时间穿越太平洋光缆，来回于中美之间的服务器；到欧洲的时间会更长，因为也要经过美国。而剩下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特别是当你浏览海外网站时。这就是外国人们知道的。

他们首先极有可能很惊讶，随后注意到中国的互联网似乎相当自由并不受控制。他们能寻找关于Tibet Independence或者8×8或者其他一些禁忌条目的信息吗？很有可能----而且他们能够进入一些有争议的网站。就算他们键入中文关键词“民主在中国”，也能得到结果。就连最有名的在中国受到限制的网站——维基百科，他们也能够访问。这些观光客自然会怀疑：我听说的“防火长城”跟中国对于互联网的禁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实上，奥运观光客的发现并非是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缺位，而是互联网审查的小花招——一种仅仅为他们准备的波将金式（注：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将金，官至陆军元帅、俄军总指挥。波将金为了使女皇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不惜工本，在“圣上”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于是，波将金村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做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常用来嘲弄那些看上去崇高堂皇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东西。）的自由，而且仅仅是在他们待的那段时间里。根据我与中国两个科技组织的工程师们的对话显示，管理互联网审查的政府部门已经告诉他们要准备好为一些特定的IP地址解禁——一些网吧，饭店房间的端口以及会议中心等，奥运期间外国人有可能在此工作或停留的地方。（我不会透露任何与我讨论过这个话题的中国公民的任何信息，，因为他们承担着因为批评这套系统或者透露它的工作原理所带来的经济或法律风险。而且，我并没有向中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寻求他们的说法，因为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存在几乎在除了一些关于保障在线信息“纯净”的模糊声明以外，就几乎没有被公开讨论过。）

不管你怎么看，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的企图从来都是粗略、草率或者别有用心的。当美国的技术工作者写到这个审查体系时，总是倾向于强调它的种种限制。当中国公民谈论时——至少是跟我——他们倾向于强调它的强大。两种观点都是对的，这使得政府控制互联网的行为成为更大的控制人民日常生活的的企图的一部分。

令人失望的是，用“防火长城” 来描述中国政府的整个审查体系并不准确。中国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个防火墙——一个阻碍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与外界轻松联系的障碍物——但那只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审查体系的一部分。官方为这整个计划所起的名字是“金盾工程”，名义上是用来阻挡损害中国网民的黑客和其他不安全因素的。由于重复这个名词让我感到不适，我将使用“审查体系”来代表包括防火长城在内的整个战略。

在美国，互联网本来是设计来避免信息瓶颈的，这样任何信息都能够绕过任何临时的阻碍呈现在人们面前。在中国，互联网天生就内嵌信息瓶颈。即使是现在，中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网络联系都是通过为数不多的3个国际光缆出口完成的：北部的环渤海地区，接驳通往日本的光缆；中部的上海，同样是接驳通往日本的光缆；南部的广州，接驳通往香港的光缆。（中国有一小部分地方通过又贵又慢的卫星方式连接网络。还有一些穿越中亚通往俄罗斯的光缆，但流量不大）在2006年末，由于地震损坏了台湾附近的主要海底光缆，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才意识到这些出口有多重要。几个月之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国际通讯才恢复到地震前的速度。

当局能够很容易就能够做到发达国家政府很难做到的事：从底层监视所有进出中国的网络流量。他们通过在国际出口处安装被称为“嗅探器”的装置监视进出中国的数据包。这个行为在表面上使用镜像来掩饰。“镜像”是用来描述正常的备份操作的，在这种情况下也是真实的，但是与此同时，小型镜像也被利用起来。数据通过光缆以脉冲的形式传播，由于需要经过出口网关，为数众多的小镜像将数据传送给一套独立的隶属于金盾工程的电脑集群。这就显现出这个词汇（金盾工程）的可怕之处了。在其他组成互联网的路由器和服务器（指大规模电脑集群必需的文件服务器）都在尽全力使数据封包到达它应该到的地方时，中国自己用于互联网审查的电脑却在检查这些数据，已确认这些数据是否违禁。

这些镜像路由器最初由美国科技公司——思科为中国当局设计并制造的，这也正是思科遭受人权组织如此非议的原因。思科总是对因当局监管需求定制相关设备的事实抵赖，声称它仅仅是把卖给其他任何人的设备卖给了中国当局。这个议题现在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全世界的公司都能生产同样功能的路由器，这其中包括中国自己的网络设备巨头——华为公司。接下来的功能细化主要在由中国自行研制的监视软件方面。许多这方面的专家都被认为来自军队的科技机构。通过对防火长城做反向研究，以期绕过防火长城的中国及外国工程师告诉我，官方的工作进行的越来越好。

P.S.：原文的Digg页面：Why Internet Censorship in China is So Incredibly Effective（上过Digg科技频道的首页，我就是这样找到的，看来不仅是我们自己关心）

剧情简介

简体中文名: 迷雾
编剧: Frank Darabont / Stephen King（斯蒂芬·金）
导演: Frank Darabont
主演: Thomas Jane / Marcia Gay Harden / Laurie Holden / Andre Braugher / Chris Owen

上映年度: 2007
语言: 英语
官方网站: http://sumu.coldspell.fi/index2.htm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又名: 史蒂芬金之迷雾　　
       漫天的迷雾弥散在一个小镇上，来的如此浓烈和突然，以至于人们都惊慌的四下躲避，艺术家David Drayton和社区里的人临时拥挤在超市内，关紧门窗，眼看着外面浓如烟尘的大雾，似乎内藏杀机，谁也不敢出去。他们在超市里等待着，等着迷雾会自己散去，但漫长的时间过去后雾却还是没有一点要推却的意思。终于有人不耐烦了，不顾大家的劝阻毅然要走进外面那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大家决定给他系上绳子，以便发生什么意外。恐怖的一幕如期而至，走入迷雾的人仿佛被什么东西所吞噬，带着绳索飞快的抽出超市的大门。这时，大家真正明白了危险的存在，虽然没有人亲眼见证——也没有人愿意去见识。一切都笼罩在不安与挣扎之中，外面未知的危险时刻让人们毛骨悚然，而失去耐心的人们也逐渐精神崩溃开始内讧，外忧内患之中可怜的是神志依旧清醒的人们。究竟最大的危险在迷雾之中，还是就潜伏在超市里……所有的一切都如同迷雾一般飘渺、虚幻。深入骨髓的对于未知的恐惧成为了影片领衔主演……

简体中文名: 潜水钟与蝴蝶
导演: Julian Schnabel
主演: Mathieu Amalric / Emmanuelle Seigner / Marie-Josée Croze上映年度: 2007
官方网站: http://www.191dy.com/vod/movie/6132/
语言: 法语 /　英语
制片国家/地区: 法国 /　美国
又名: 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 / 潜水衣与蝴蝶

在线阅读地址:http://www.fsyunyun.com/yunyunbook/481/

★2007戛纳大奖电影《潜水钟与蝴蝶》原著
　　★一个植物人用左眼皮“写”的书
　　★世界顶级时尚杂志——法国《ELLE》总编辑精彩谢幕
　　让—多米尼克·鲍比
　　1952年生，在巴黎求学。后任记者数年。
　　1991年，出任法国《ELLE》杂志总编辑。
　　1995年12月8日，突然脑中风。
　　1997年3月9日，去世。
　　我的肉体沉重如潜水钟，但内心渴望像蝴蝶般自由飞翔，本来想死的我，只能靠想象与回忆活下去
　　世界顶级时尚杂志——法国《ELLE》总编辑让—多米尼克?鲍比，1995年12月8日突发脑中风，陷入深度昏迷。20天后，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所有的运动功能，不能动，不能吃，不能说话，甚至不能呼吸，全身能动的只有左眼皮，这成为他联系世界的唯一通道。鲍比的身体就像被困在重重的潜水钟里，无法自主，无法动弹，但他的心灵如同轻盈的蝴蝶一样自由飞翔。
　　当友人念到某个需要的字母时，他眼皮眨一下，这样写下一个词、一句话，写下过去生活的回忆，写下当下生活的感受，写下关于活着、关于死亡、关于爱的思索，甚至写信给他所有的朋友……写下这本书。
　　1997年3月9日，本书法文版出版两天，鲍比去世。
　　读本书，只知道此书写作的经历——用左眼皮一下一下地选择需要的字母，然后拼成一个次，然后成为一个句子，一个个句子，成段，成章，成书……便足够。 当身体仅仅剩下左眼皮还能眨动时，我们如何让生命依然丰满？
　　作者身已残疾，不久于人世，但是整日思考的，却不是自己的疾病，也不是自己的“未来”，而是冷静地思索着人来到这个世间所会遇到的一些大问题小问题——一些怎么也绕不过去的问题，诸如爱情、信仰、慈悲、良知以及安乐死、福利社会等等，作者在自己的思索中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见解，有忧虑，有嘲笑，有悲伤，有欢乐，还有愤怒，但是，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巨大的乐观与豁达，从而给人以力量，给人以希望。
　　1997年1月，我们便知道了一个叫鲍比的男子，我们只是知道，这本他一生最后一本书——也是他唯一的一本书，是用他全部的生命写就了。3月7日，这本书法版问世。两天后，他离开了人间。我们遗憾：不能将中文版及时让人见面。6月，纽约英文版出版。7月，伦敦英文版出版。8月，德文版……全世界已经有几十个民族的人在阅读这本简短的文字。2007年，戛纳大奖公布，《潜水钟与蝴蝶》赫然在榜。

      Nokia和Cambridge大学联合展示了一系列叫做Morph的手机概念设计。其展示了未来采用纳米技术和柔性材料的智能手机将具有柔软灵活和可塑等特性，即人们可以随意改变手机的形状样式，同时也具有透明和自我清洁等特性。 Morph采用了显示设备操控设备和通讯模块分离的设计，即那个小圆环为通讯模块，而可以自由弯曲，折叠的显示面板则根据改变后的形状对应不同的功能样式。即弯曲成回圆环后则可以像手表一样戴在后上，而也可以摊平来播放音乐，收发短信等等，而折叠起来后则变成了像普通智能手机一样的拨号面板样式。

       纳米级别 下的材料能够表现出许多新的特性，其应用有相当非凡和深远的意义。目前世界上最精确的纳米定位和测量设备能够达到10纳米的精度，有效的测量范围为25×25x5mm立方体。而从2002年起，我所在的学校德国TU-Ilmenau正在研发的纳米定位和测量机床支持最小到1.24-0.1的纳米精度，测量有效范围达到350×350x5-50mm，此课题预计2009年结束。届时下面这句便成为继制造MP3音乐格式之后，另一句将Ilmenau记入史则的话：”Der Weltstand auf dem Gebiet der Nanopositionier- und Nanomesstechnik wird von Ilmenau bestimmt.”

博客主人： 余虹

个人简介： blog:  http://blog.voc.com.cn/sp1/yuhong

一个人的百年

     今年7月8日，我和同门师兄弟回四川大学参加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22年前我随石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得知母校要举办先生百岁华诞的庆典，我们同门师兄弟表示无论如何都要回母校为先生祝寿。见到先生那熟悉而年迈弱小的身体，我们都百感交集，嘘唏不已。

一百年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尤其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所谓多事多难之百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百年，竟让一个弱女子扛过来了。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德里达在去世前感叹所有的人都是缓期的幸存者，他说生存即幸存，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石先生是这样的幸存者吗？当然。然而，是什么让她得以幸存？是什么给她看似柔弱的生命以坚韧呢？或者，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女人，一个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大的百年，在中国历史上灾难和不幸最为深重的百年是靠什么力量、智慧和耐心活过来的，并活得如此具有人的尊严？

就在去参加石先生百岁华诞庆典前不久的5月16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曾提出一个无法选择的难题：活还是不活？活下去就要“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不忍受这一切而挺身反抗呢？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谁知道呢？因此，我们说那些活着的人和那些以死反抗的人多少都是令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决断和承担，而不像那个丹麦王子停留在无解的思虑中而放弃做人的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百年选择活下去，不是赖活而是好好地活，这其间要忍受多少无法忍受的时刻，要承担多少难以言述的痛苦，今天我们已无法想象了。在石璞的百年生涯中，革命、战争、改革、政治、资本、主义、运动、敌人、人民、平等、自由、民主、女权、解放、反动、进步、国家、民族、中国、西方、阶级、政党这些巨大的词眼曾让多少弱小的生命为之激动和献身，石璞也不例外。但令人惊讶的是，无数柔弱的生命都被这些巨大的词眼压垮了而石璞还健在，无数生命之火都在这些词眼的巨大阴影中熄灭了而石璞还自有其光彩。看到这个百岁老人得体而整洁的衣着，看到她平和、安详、自在而阳光的神情我便想起了一个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在波士顿访学期间，我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并在同一幢房子里住过两个月。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她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老太太出入太大。在我的记忆中，八十岁以上的老太太大都风烛残年，日落西山，起伏的皱纹和弯曲的身体上布满夜的阴影，其孤寂、清冷与悲戚的气息多少都会招人同情与怜悯。这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呢？她非常阳光，见到她每每让我自己觉得有些暮气沉沉和些许的自怜。这是怎么回事？在与她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而一个中国老太太呢？尤其是经过这一百年革命洗礼的老太太，她靠什么消除那致命的不安呢？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1907年石璞出生于四川成都，父亲是一位开明而具有新思想的小学校长，姐姐与姐夫都是北大学生，与鲁迅先生多有交往。受其影响，石璞向往新学，从中学开始便学外语，其后上国立成都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前身）外语系，毕业后从教一年又碾转跋涉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就读。1933年石璞从清华毕业到杭州省立一中教书，其间因翻译出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狒拉西》与希腊三大悲剧《阿加门农》、《安提戈尼》《美狄亚》而蜚声学界，1936年应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之聘到川大外文系从教，其后60余年都在川大，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外文系副主任、代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早年的石璞是一个标准的新青年，甚至是一个愤青和女权主义者。1920年代，她的祖母因她的母亲未生男孩而要她父亲娶二房以续香火，对此她非常愤怒，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她参与了进步刊物《前进》半月刊的创办，并写了题为《前进曲》的发刊词。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了成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主编《捷报》副刊“凯风“，并在《工作》、《笔阵》、《文艺后方》和《战潮》等进步刊物频繁发表文章，还多次组织募捐、慰问抗属、举办义卖画展等。解放后的石璞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真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她不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当然，与大多数新青年一样她也经历了主义与现实的分离，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痛苦，经历了志业、政治与权力的纠缠。

石璞是一个欧美文学教授，从事欧美文学的教学与科研是她选择的志业。韦伯曾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志业应独立于政治和权力，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工作。这种学术意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深远，并导致了他们的书生意气与现实悲剧。其实，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关系中，选择以欧美文学为业就意味着选择危险。在极左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国学/西学、旧学/新学、欧美文学/俄苏文学的学术关系背后是反动/进步、敌/我之政治关系。在此，没有什么纯粹的学术行为，一切学术行为都被政治化了。在由历史发展的线行逻辑（反动/进步）与阶级对立的政治逻辑（敌/我）交织而成的政治法庭上，传统国学当然是最倒霉的旧学，“旧”意味着落后与反动，意味着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敌”；相对而言，现代西学是得宠的新学，“新”意味着革命与进步，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而是“我”；而在现代西学中，代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俄苏文学又比代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欧美文学更为革命和进步，因而前者又是“我”，后者则是“敌”。

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一些人指责石璞的《欧美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史纲》贴了很多马列的标签，这种指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首先，石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真诚信奉的，她并没有违心地做秀；其次，她的著述的确贯穿了对马列原理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这种指责也挑明了某种无法选择的命运。石璞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才能未能完全发挥，原本还可以做更多事情，写更多东西的。比如在我的《欧美文学史》中，有些艺术性高的作家、作品没有写，或评价少，或不够客观。当时只能那样写，比较多地强调艺术性不符合当时的需要，就不能多讲，不敢多讲，不然就会被说成宣传封资修、宣传超阶级超时代的东西，搞和平演变，那就担待不起了。”

石璞不是那种挺身反抗的学术勇士，也不是那种彻底拒绝而沉默的思者，但却是一个尽可能真诚说话的学者。其实，我们很难说这三者谁更高贵。没有挺身反抗，黑暗将没有尽头；没有彻底拒绝，谬误将四处泛滥；而没有真诚地说话，即使是裹挟在谬误中的真理和纠缠在政治中的知识也会在无言中消失。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扬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过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

在今天，要想象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坚持学术所承担的风险已经很难，在今天要想象在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知识分子如何度过那些斯文扫地的日子就更难了。石璞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就是命运。如何过一种不如意的生活？是高漂在事事如意的幻想中，还是切实面对不如意的现实？是牢骚满腹地抱怨命运，还是心平气和地承担命运？是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沉沦，还是在一种精神超越中自持？石璞选择了后者，因此而走过了百年。

石璞的百年没有什么惊人的壮举，她不是什么道德英雄，也没有什么浩然之气和慷慨之节，但她有最朴素的良善和最传统的智慧，仅此就足以使她举重若轻，历险而在。1957年石璞申请入党而成为预备党员，1958年下放劳动接受组织的考验，在转正会上有人批评她不揭发带队队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没有政治觉悟，对此，她保持沉默。结果她的入党转正未获批准，一直到1980年才作为冤假错案予以纠正。事后石璞很平静地说不管男女作风的是是非非如何，干预别人的私生活尤其是告密我做不出来。有一次，与石璞一家结怨的那位教授在下楼梯时仰天摔倒，她的女婿将他扶了起来，她家的保姆说：“你扶他做啥子嘛，他整你们整得那个样子，让他在那儿呆着吧。”石璞说：“人摔了，还是应该扶起来，他做得对。”文革期间，面对各种委屈与罪恶石璞既没有慷慨激昂地反抗，也没有违心地附和，同样保持了沉默。与一些惊世骇俗的道德英雄相比，石璞的沉默仿佛是不道德的，但谁又有权利为了自我的道德完善而在极端危险的时候去连累儿女亲友呢，这种连累道德吗？在世事喧嚣的百年生涯中，石璞的基本情态就是沉默与忍耐，默默地承担形形色色的不幸，也默默地执受那最朴素的善。也许正是这种沉默与耐心使石璞能历百年沧桑而不倒。

如果说朴素的良善滋养着石璞的内心，传统的智慧则是她抵御外来伤害的法宝。石璞一生崇奉老庄，淡泊名利，无心自然。解放以来的几十年间，石璞的工资从未额外上涨，四级教授的头衔一以贯之，而以她的成就与资历争个二级教授额外涨几次工资理所当然，但她不争，也不怨。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石璞多次被作为改造对象下放到农村与工厂劳动，被人吆三喝四做工拾牛粪，在文革中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惨遭批斗。面对非人的凌辱与迫害，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而发疯自杀，石璞终能泰然处之。对石璞来说，一切是非利害都是身外之物，不必上心，尤其是恶意伤心之事，更不要上心。因此，无论白天的处境多么险恶，晚上她都能呼呼大睡。川大一位教授对我说：石璞低调，所以长寿。此言甚是。但我要补充的是：低调不低，所以高寿。

也许现在可以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了：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石璞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回望百年，从新青年到红色教授，再到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曾经让石璞热血沸腾的主义与真理如烟而逝，惟有最朴素的良善与最传统的智慧还与她的生命同在。那良善与智慧是让一块石头成玉的珍宝吗？“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2007/7

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界第一线的经验
作者：James McGregor   翻译：白痴年代

全文链结

http://www.yeeyan.com/category/BillionCustomers/translations?show=10&page=2

前言

　　这原本是从北京飞往沿海城市福州的一次常规飞行。航空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国有公司，飞机也是新进口的。但乘务组兴奋有余、专业不足，让我觉得这次飞行一点儿也不常规。服务员们在前排嘻笑打闹，急急忙忙地收拢要带回家的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多出来的航空餐当中最好的东西。驾驶员舱门在整个飞行期间一直都开着。飞行师会走出来在前排打个小盹。

　　终于要降落了。脚下郁郁葱葱的绿色大地和星罗密布的农舍和猪圈，离我们越来越近。飞机开始转向，对准正在迅速接近的跑道，两名空乘站在正副飞行员的身后，准备如同冲浪一般把飞机降落到跑道上。突然，当我们距离布满了橡胶轮胎擦痕的跑道不足50英尺的时候，飞行员猛地一把把操纵杆推了上去。引擎尖叫起来，飞机急速爬升。有意思的是，两名空乘都没有载跟头，但她们都踉踉跄跄的回到了座位上，一脸惊恐。飞机升上去，盘旋，再次对准跑道。这次我听到了起落架放下时发出的独特的吱吱声，并感到轮子阻挡气流时的震动。而前一次降落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这就是我们突然掉头的原因了。

　　当我进入航站楼的时候，我在想选择坐火车的人可太明智了。这时我看到墙上的宣传海报，从那一刻起，那幅海报就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它是对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的最好阐述，海报上写道：努力实现正常飞行。这正是中国一切努力的重点所在：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其国民可以尽情享受他们的财富和快乐，而不必再受政治权力斗争之苦。就像我们的新手空乘们一样，中国在过去的25年中，经历了反复的挫折和腾飞，通过不断的尝试和犯错的改革历程，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降落还算顺利。

　　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能忽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增长的地位。这个国家要养活13亿人口，其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超过北美和西欧加在一起的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为5000美元，而且每年还在不断提高。它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中国消耗了全球25%的铁、30%的水泥，还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用品市场。外国公司纷至沓来，亦卖亦买。每天签订的外国对华投资平均金额为4.2亿美元。

　　从1978年起，邓小平总理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包括利用外国公司和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它拥有技术复杂的制造工厂，还拥有精力充沛的、聪明的低成本劳动力。但是中国仅允许外国人按照它的条件进来，而这些条件又往往晦涩难懂、相互矛盾、令人困惑。在太多的情况下，法律只有在对中国有利的时候才成为法律。谈判无穷无尽，而最终达成的协议可以立刻就被摈弃。腐败经常成为加快经济车轮的润滑油。在中国，商业往往是在重重帷幕之后、种种密谋之中的交易，至今未变。外国公司自然会担心其中国合作伙伴、客户或供应商会窃取他们的技术、商业机密或直接就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