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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之一　日本　金刚组（Kongo Gumi）

Mon, 03 Mar 2008 05:16:16 GMT

成立于：	578
城市：	日本大阪
第几代：	40
经营范围：	建筑施工
公司网址：	www.kongogumi.co.jp
家族介绍：	大约 1400 多年前，Shotoku 王子带领 Kongo家族成员从朝鲜来到日本修建了至今还存在的 Shitemnoiji 佛教寺庙。Kongo Gumi就此诞生。数个世纪以来，Kongo Gumi 参与了许多著名建筑物的建设施工，其中包括 16 世纪的 Osaka 城堡。时至今日，该家族还在建设和维修一些宗教寺庙并通过其大阪总部管理一般的承包工程。现任总裁是 Toshitaka Kongo。他的51 岁的儿子 Masakazu Kongo 将是他的继承人。

十亿消费者

Wed, 30 Jan 2008 16:00:20 GMT

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界第一线的经验
作者：James McGregor 翻译：白痴年代

全文链结

http://www.yeeyan.com/category/BillionCustomers/translations?show=10&page=2

前言

　　这原本是从北京飞往沿海城市福州的一次常规飞行。航空公司是一家新成立的国有公司，飞机也是新进口的。但乘务组兴奋有余、专业不足，让我觉得这次飞行一点儿也不常规。服务员们在前排嘻笑打闹，急急忙忙地收拢要带回家的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多出来的航空餐当中最好的东西。驾驶员舱门在整个飞行期间一直都开着。飞行师会走出来在前排打个小盹。

　　终于要降落了。脚下郁郁葱葱的绿色大地和星罗密布的农舍和猪圈，离我们越来越近。飞机开始转向，对准正在迅速接近的跑道，两名空乘站在正副飞行员的身后，准备如同冲浪一般把飞机降落到跑道上。突然，当我们距离布满了橡胶轮胎擦痕的跑道不足50英尺的时候，飞行员猛地一把把操纵杆推了上去。引擎尖叫起来，飞机急速爬升。有意思的是，两名空乘都没有载跟头，但她们都踉踉跄跄的回到了座位上，一脸惊恐。飞机升上去，盘旋，再次对准跑道。这次我听到了起落架放下时发出的独特的吱吱声，并感到轮子阻挡气流时的震动。而前一次降落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这就是我们突然掉头的原因了。

　　当我进入航站楼的时候，我在想选择坐火车的人可太明智了。这时我看到墙上的宣传海报，从那一刻起，那幅海报就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中，它是对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的最好阐述，海报上写道：努力实现正常飞行。这正是中国一切努力的重点所在：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其国民可以尽情享受他们的财富和快乐，而不必再受政治权力斗争之苦。就像我们的新手空乘们一样，中国在过去的25年中，经历了反复的挫折和腾飞，通过不断的尝试和犯错的改革历程，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降落还算顺利。

　　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能忽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增长的地位。这个国家要养活13亿人口，其消费市场的潜力将超过北美和西欧加在一起的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为5000美元，而且每年还在不断提高。它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中国消耗了全球25%的铁、30%的水泥，还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用品市场。外国公司纷至沓来，亦卖亦买。每天签订的外国对华投资平均金额为4.2亿美元。

　　从1978年起，邓小平总理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包括利用外国公司和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它拥有技术复杂的制造工厂，还拥有精力充沛的、聪明的低成本劳动力。但是中国仅允许外国人按照它的条件进来，而这些条件又往往晦涩难懂、相互矛盾、令人困惑。在太多的情况下，法律只有在对中国有利的时候才成为法律。谈判无穷无尽，而最终达成的协议可以立刻就被摈弃。腐败经常成为加快经济车轮的润滑油。在中国，商业往往是在重重帷幕之后、种种密谋之中的交易，至今未变。外国公司自然会担心其中国合作伙伴、客户或供应商会窃取他们的技术、商业机密或直接就从他们口袋里偷钱。共产党领导人和美国以及其它民主国家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使得政治成为商业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希望将国内公司转变为全球领先企业，每天都有更多的国际化运作方式被引进中国。但是我依然看到，众多的西方管理者充满信心、飘飘然地来到中国，结果却被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中国政府或中国合作伙伴碾倒，要么就是陷入不切实际的预期、急躁和缺乏常识中去。中国的商界变革越多，它就越保持不变。作为一名记者，我游历了整个国家，能够坐在前排亲眼看到这一历史大剧的上演。作为一名商人，我曾参与多次权力游戏、复杂谈判和政治阴谋，它们都是这个国家商业中的惯例。

　　本书是想向诸位展示 ——而非阐述——在中国经商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没有简单的公式或魔法咒语。只有通过展示那些异常复杂的细节：交易如何达成或破裂；人们如何看待、对待彼此；政治和偏见如何影响预期和结果，我才能够让你了解那些微妙之处，而正是这些微妙之处才使得中国给外国老板们既带来挫折也带来回报。每一章的开始都有简单的人物和背景介绍。接下来在总体概要部分，我将人物和背景放置到适当的场景中。然后整个故事通过平铺直叙展开。最后一部分标题为“这对你意味着什么”，我将解释这一章中发生的事情将如何影响你在中国的经商之路。最后，我希望通过简洁的语言，模仿毛泽东红宝书的形式来总结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咬文嚼字的人可能会挑书名的毛病：中国现在的人口是13亿。但重要的是“十亿”这个数量级，它代表着广袤而尚未开发的大片市场，无数等待着加入消费洪流的中国人，先行者对赚个盆满钵满的梦想，以及数个世纪以来烙印在外国商人和贸易者脑海中的遍地黄金的宣传和希望。我还希望借此书名向另一位亦是从新闻记者转变成商人的美国同行表示敬意，他就是在上海居住了26年的Carl Crow，Crow在1937年写了《四万万消费者》(400 Million Customers)一书，记叙了关于中国人和在中国作生意的精彩故事和深刻见解，书中的很多内容到今天都是正确的。Crow对中国发自内心深处地尊敬和赞赏，如他所道：“有趣的、恼人的、费解的，以及总是那么可爱的中国人”。我亦有同感。我写本书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和Crow一样，让读者了解那些跨越时间的对在中国做生意的见解和常识，中国人骨子里的思考和行为模式。书中包括了来自学术界的观点、第一手的经验、生动的叙述，以及轻松的幽默，力图将读者真正带入到中国的商业界中去。

　　祝您旅途愉快。

James McGregor

2005年于北京

彭宇案背后的道德饥渴症

Fri, 14 Sep 2007 13:12:59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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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普遍无德的时代。公共汽车上无人让座，接受资助者对于资助者甚至连声谢谢也不说，不会贪污的官员好像在官场就无法生存下去。由是，我们也生活在一种普遍的道德饥渴状态中，有人甚至已经在认真地讨论情妇也应当具有一些基本的职业伦理。
有了这种道德饥渴综合症，当听到彭宇的遭遇后，很多人的道德义愤就爆发出来了。　南京青年彭宇到底有没有撞倒徐老太太，现在成了一笔糊涂账。彭宇一口咬定自己当初是好心帮助那位徐老太太，将她扶起往医院，反被诬告。法官的判决未能认定这究竟是否属实，而是含糊其词地说，“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这个比较大的可能性，成了法官责令彭宇承担原告40%损失的依据。

　　对于法官如此判决，舆论哗然。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法官认定这个比较大的可能性的所谓“常理”：“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如果不是他撞的，应该不会垫钱”，如此等等。在法官这些说法背后，人们可以想象一个阴暗而冷酷、每个人与所有人冷眼相对甚至相互为敌的世界，只有这样的世界上才会有那么些常理。

　　但是，批评该判决的声音及围绕该判决大发感慨者的反应，却恰恰证实法官所说确实是我们时代的常理。大部分网友想当然地认定，彭宇是好心没好报，无辜受害。另一些人站出来讲了一堆好心帮忙被反咬一口的故事。评论家们也不失时机地宣称，看了法官这样判决，以后谁敢去做好人？这样的反应，其实跟那个判决一样证明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普遍地遗忘了道德、并且回避道德的时代。

　　城市生活更需要普遍的道德约束

　　这个时代，人人都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尽管人们尽情地享受着不受道德约束的快感，但也痛切地感受到无道德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看不见但现实的精神压力，和看得见且时刻发生的损害：做生意者担心交易对方不守契约，夫妻们相互担心对方红杏出墙，等等。

　　社会陷入此种普遍的道德匮乏状态，原因多多。一方面，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尤其是城市化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大量人口脱离“熟人社会”，来到异地，进入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有孤独的痛楚，更有解放的欢欣。大量人口不再受熟人社会的社会组织结构及道德规范的约束。

　　几乎所有经历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也许是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发挥作用，在西方社会，人们脱离熟人社会之前，社会结构与道德规范体系就发生了一次大转型。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一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信仰的个人化——尽管这一说法有失简单化。

　　不是个人不再放弃信仰了，而是个人不再依赖熟人社会的那种方式来实施信仰。事实上，新的宗教加诸个人的道德责任反而更强了：个人必须自己直接面对超验的信仰对象，就自己的行为对其承担责任。个人必须自己、且主要就是自己时刻提醒自己，合乎伦理地生活。

　　从事后来看，这样的信仰模式当然适合于后来的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之生活。道德对于陌生人社会的正常运转其实更为重要。在熟人社会，人们会进行重复博弈，每个人为了自己未来的利益，必得在与他人合作交易时克制当下的贪婪。而在陌生人社会，个人之间的合作、交易活动很可能是一次性的，个人有极大激励采取机会主义策略。要使彼此不相识的陌生人放心地进行合作、交易，惟有依赖一种普遍的道德约束机制。这种机制必须依赖于个人的“慎独”：克制自己的贪婪、遵守既有规则，变成个人的一种文化、道德本能。西方幸运的是，在城市化、在人们普遍进入陌生人社会之前，完成了这一精神——社会约束机制的大转型。或许任何社会要顺利地从精神、社会层面上完成工业化、城市化，都必须通过某种途径形成这样一套普遍的道德与社会约束机制。

　　打破计算道德得失的方程

　　但中国却未能及时地生成城市化生活的这一精神与社会基础。东亚其他国家晚近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固有道德规范体系和社会组织结构完全能够实现西方宗教改革式的创造性转化。但二十世纪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致力于打破固有道德规范体系，这种文化批判后来更演化为十分彻底的社会改造与破坏运动。结果，固有道德规范体系未能实现创造性转化，文人们所想象的新道德终究是海市蜃楼。90年代以来主宰公共空间的经济学，更把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论假设，普及成一条伦理戒律。

　　凡此种种前因后源，推动中国跌入一个伦理道德空白的深渊：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机制无从发挥作用，陌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机制也踪影全无。普遍的道德规范体系不存在，人们回复到了哲学家们所说的“自然状态”：每个人把所有人当成不可信任的敌人，与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让人们普遍焦虑、恐惧的事情。

　　面对这样的困境，有些人用断章取义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自我安慰。据说，仓廩实了人们就自然知礼节，或者，必须先有仓廩实，然后才谈得上知礼节。所以，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现实已使人们认识到，仓廩实后，人们未必知礼节。

　　今天，人人都渴望重建道德。也许人们的这种渴望太强烈，现实又太丑陋了，所以，有些人把五十年代想象成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乌托邦而心向往之。大多数人则都有一点愤世嫉俗，听到、看到他人的道德行为，总是本能地表示怀疑，并且试图揭露该人的虚伪。在公共汽车上无人为老人孕妇让座，人人会咒骂这个社会已然道德沦丧。但假如有人让座，很多人又会怀疑让座者是在作秀。人们不相信，在这个时代竟然还会有人做好事。

　　这正是彭宇案法官写判决书时所依据的常理。反过来，时评家和网民们则义愤填膺地指责、咒骂法官及那位徐老太太。在那些放肆的话语、充满仇恨的言辞背后，依稀可以看到同样缺乏道德滋养的心灵。这些人近乎本能地把徐老太太想象成坏人，把法官想象成糊涂虫，而不愿稍予宽待——在很多事件中，人们都能看到这种苛酷的心态，这也许是道德饥渴综合症的一种症状。

　　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无道德与反道德的陷阱中：人人都对社会之道德匮乏表示痛心，希望社会道德起来。但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包括表达道德渴望的言辞，其实就在继续恶化社会的道德气氛，而没有多少道德方面的建设性价值。人们不自觉地成了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俘虏，为自己的道德行为设置了很多前提条件：如果社会的体制、法律比较坏，那就不要指望我遵守道德。无数人都是精于计算的“经济人”：最好让别人先道德起来，以此作为自己对他人道德的前提。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幸运地成为道德的搭便车者。人们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而不是以参与者、行动者的身份表达自己的道德饥渴之感。

　　可以说，借助于每个个体的理性计算，是不可能走出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的。相反，走出我们这个时代之根本困境的唯一出路，是作为一场精神运动的社会建设与道德重建过程。以某种或多种普遍性宗教为载体，将适合于陌生人社会的一般性道德规则体系嵌入人们的心灵中，变成人们的文化本能。惟有借助这样超理性的精神提升，人们才可能放弃搭便车心理，不管他人对方如何，自己把信守规则当成自己的道德义务。只有经过这样一场精神运动，陌生人社会内部才可能建立最基本的信任，人们才能够节约计算的负担，相对轻松地与他人合作、交易。

违章建筑也有产权(秋风）

Mon, 10 Sep 2007 02:02:26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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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民治街道240多名执法队员，点燃了冲天大火，这是权力之火，烧掉了近千平方米政府眼里的“违章建筑”。所谓违章，意思就是这些窝棚没有经过政府批准就自行修建了。但是，既然居住者当时从火中抢家当，而且确实抢出来了，那就证明，这些建筑物内尚有这些居民的合法私人财产。即便执法者有权纵火焚毁违章建筑，似乎也没有权力顺带焚毁居民的合法私人财产——不论这些居民是谁。

更进一步说，不论什么样的居民，对于自己在公共土地上所建筑的违章建筑，也具有某种程度的产权。

不是笔者标新立异，这是秘鲁著名的经济学家费尔南多·德·索托的看法。他的两本著作《另一条道路》、《资本的秘密》已风靡全球。在《另一条道路》中，他专门用一章篇幅讨论“非正规定居地”。其中包括人们所说的“贫民窟”，深圳及其他地方政府执法部门眼里的违章建筑，外来人口建筑的窝棚。德·索托十分细致地描述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民众有计划地在城市周边侵占土地(通常是公共土地)的整个过程。

德·索托指出，这些非法侵占者自侵占成功起，就享有了一种“预期的产权”，而城市政府则一步一步地承认了这些侵占者的权利。为什么未经政府批准、侵占公共土地的流动人口，对其违章建筑窝棚也享有一定程度的产权？

德·索托分散地说到了一些，笔者总结如下：首先，从权利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人，为维持生存，都需要最起码的居住条件。任何政府都没有权力阻止他去获得这一最起码的庇身之所，他可以去购买，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取某种也许超越法规的方式获得这种住所。但是，超越法律也是有限度的，他不能闯入别人私宅中，但他自己本来也享有共有权的公共土地，却是他可以利用的。

而一旦他居住在这种住所内，在城市定居下来，那他就会为城市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从事后部分地赋予他的违章建筑以正当性。更进一步说，时效可以赋予非法居住者以一定程度的产权。在某人非法进入某块公共土地居住时，政府自可将其驱逐。但一旦他在违章建筑中居住超过一定时间，对此建筑就拥有了一定产权，也成为业主。因为，他的很多合法利益是基于这一违章建筑而获得的。既然政府无权剥夺他的合法利益，那损害他获得这些利益的基础也是违反正义原则的。

政府即使不能公开承认违章建筑所有者的产权，也必须默许这一产权。事实上，这也正是那些存在贫民窟、非法定居地等现象的国家的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正是这种明智态度，让大量乡村人口得以在城市定居下来，融入现代经济分工体系，改进自己的福利。

当然，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之所以如此明智，不是因为他们心眼好，而是因为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如此上台的官员几乎不可能采取强硬措施对付这些违章建筑，因为像火烧窝棚区这样的做法，必然会激起选民的愤怒。城市选民可能也反感贫民窟，但他绝不愿意看到政府如此赤裸裸地滥用暴力。

经济学家所谈论的“公共悲剧”原理，似乎也有助于贫民获得一条活路。违章建筑业主或非法定居地占有者通常是占用公共土地，政府官员通常对此也并不十分在意，反正这也不是自己家的。当然，法律的权威在此确实遭到了蔑视，政府的权益似乎也受到了一定侵害，但相当多底层民众却得以维持生存，并享受城市化的收益。贫民窟、非法定居地的存在，肯定有损城市的脸面，但在其背后却能看到一种权力受到节制之后所形成的比较人性的官-民关系。

中国的情形当然完全不同。整个城市都属于政府。中国现代法学理论错得不可救药，它错误地强调所有权，而政府恰恰就是城市土地的所有者。政府要按照自己的蓝图塑造城市，不容任何人干扰。假如有人干扰，比如建设违章建筑，政府可以同时动用双重权力：所有者的权利和公共管理者的权力。正是两权合一，才可能发生执法人员火烧违章建筑的事情。

旁观者觉得如此清理违章建筑太野蛮，但基层政府完全不用理睬。因为民众怎么想，对于官员来说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上级的看法。上级如果要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那基层政府就可以一路强拆下去。从推土机发展到纵火，以后肯定还会有新花样。

为什么非要把土地卖给开发商

Sun, 09 Sep 2007 17:20:40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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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主持思想学术网站《思想评论》（http://www.sinoliberal.net/）。目前已出版译著《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哈耶克传》，正主持翻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近年来，在《财经时报》、《中国经济时报》、《万科周刊》、《经济导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若干经济学论文及书百篇财经评论文章。

政府一直在调控房地产市场，但房屋价格反而以更猛烈的态势上涨。原因何在？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房地产商，先是说房地产开发商哄抬价格，现在又说开发商囤积土地。媒体报道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更有一些开发商在拿到土地后故意延迟开发，人为囤积土地。据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这样失灵的。

开发商手里肯定握有一定量土地，就好像超市里肯定会囤积一定量商品一样。这种做法有什么错吗？至少没有人会怪罪超市囤积商品。基于商业逻辑，企业囤积一些原材料没有什么错，而开发商不多不少，正好就是追求利润的商业企业。

　　当然，有人会说，开发商囤积土地，使政府缓解房屋供不应求局面的措施归于失灵，从而导致房屋价格持续上涨。貌似有理，但其实颠倒了其中的逻辑关系。

　　在一个动态的市场过程中，是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生产成本决定价格。同样，在房地产市场上，是房屋价格决定土地价格，而不是土地价格决定房屋价格。开发商基于自己对消费者未来愿意接受的房屋价格的预期，而确定自己从政府手里购买土地的价格。假定消费者以开发商所预期的价格购买房屋，开发商就实现了利润。正常情况下，只有卖出房屋，开发商才能赚钱。

　　但是，开发商并不是房屋的最终需求者，而完全是一家通过开发房屋获取利益的商业企业。开发商的目的不是建造房屋，而是获取利润。在目前的制度下，开发商同时具有土地经营者和房屋开发者两重角色，如果经营土地获取的利润等于或高于开发房屋的利润，开发商就会更多地扮演土地经营者的角色，囤积土地就是其可选的一个策略。

　　此话怎讲？地方政府几乎从来没有把土地出售给房屋的直接需求者——业主，而是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从政府处购买到土地，到其出售房屋给业主，这期间享有土地的建设使用权。由此权利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当然也归开发商享有。这一收益有可能非常高，在某种条件下，土地价格上涨带给开发商的收益，大于或等于开发房屋再出售所获得的收益，这个时候，开发商当然倾向于不去建造房屋，而是囤积土地。因为什么也不用干，就可以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那何必费事？

　　其实，这也正是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富豪生产速度最高的秘密。假如开发商是由业主所雇佣的建筑商，那他们与其他制造业的利润不应当有太大差距，众所周知，现在建筑企业的利润率在各个行业中似乎属于相对较低的。即使给房地产开发商加上整合房屋建造其他活动的智力活动的收益，也不应当高到现在的程度。

　　房地产开发商目前获得的高额利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开发房屋周期内土地升值的收益。举个简单的例子：开发商获得一块土地，彼时的地价摊到每平方米房屋中是2000元，据此价格核算的房屋出售价格为5000元。但房屋开发有一个周期，比如为三年。三年内建筑成本并无多大上涨，但周围的房屋价格已经上涨到9000元，此时，开发商当然会按照9000元的价格而不会按照5000元的价格出售房屋。相对于当初的土地价格，开发商从每平方米土地上获得了4000元收益。

　　根据这样的逻辑，假如房屋价格上涨速度很快，则开发商会倾向于拖延开发进度，或者拖延房屋销售进度，因为这样就可以坐享土地价格上涨的收益。而在目前政府垄断开发用地供应的制度下，所有人都会形成土地供应日益短缺的预期，因而也相信房屋价格必将无穷尽地上涨，地价当然也会持续上涨。这样，时间本身就给开发商带来丰厚利润。

　　于是，最聪明当然也是最有权势的开发商，干脆连开发的事情都不去干，而是囤积土地，静等其升值。所以，最赚钱的房地产开发商，其实不生产房屋，而是经营土地。企业这样做，完全合乎商业逻辑。开发商囤积土地，乃是他们在政府垄断土地、开发商垄断房屋供应的现行制度框架下做出的理性策略。

　　应当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政府为什么非要把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假设政府把土地出售给要建造房屋的市民个人或其所组成的住宅合作社，既然他们是房屋的最终需求者，当然会立刻去建造房屋，而不会囤积土地。当然，如果政府向民众直接转让土地，还有另一个好处：土地在房屋开发过程中的收益将归市民享有，开发商作为建筑商，只可享有相对正常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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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之一 日本 金刚组（Kongo Gumi）

十亿消费者

十亿消费者——来自中国商界第一线的经验作者：James McGregor 翻译：白痴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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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宇案背后的道德饥渴症

违章建筑也有产权(秋风）

为什么非要把土地卖给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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